把唐推到极盛的府兵制度及其背后的自耕农团体的关系

府兵制度从隋朝开始制度化，一直到唐贞观年，都是国家的兵制基础。这些相对稳定的自耕农为一个庞大的府兵组织体系提供了足够的基础，这一组织到唐太宗贞观年到达极盛。这一切跟隋唐接纳的匀田制度是脱不开关系的。府兵制度在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又为国家的扩张提供了足够的兵源和财力支持，强力的中央攻击地方盘据势力，又保障了自耕农的利益。

可以说均田制正是在府兵制的推动下得以施行的，府兵制、自耕农和均田制是三者一体的良性循环体。府兵制作为国家队农业经济的治理方式，必须要依靠国家土地所有制来作为基础。国有土地的泉源主要是因为战乱而导致的大量无主耕地，其次是征服战争可以获得大量土地，国家将新征服的土地作为对将士的奉赏。

新兴的中央政权又攻击了旧的封建大田主，从中获得大量土地又造就了大量新的田主来抗衡原有的土豪。这一切形成了国家以府兵制为焦点的政治统治模式，而新获得土地的自耕农又牢牢的团结在新兴的中央政府身边，形成了稳定的利益配合体。均田制度的良性生长还在于农业的良性再生产。

隋唐时期的中国，中央政府控制了土地和劳动力这两大农业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在没有外力影响的情况下，均田制相对稳定的农业再生产模式可以稳定的提供国家需要的钱粮。

国力富足，又会相对水平的减免土地的租金，隋唐时期地租总体而言是逐步减轻的，唐初的亩地钱粮从三石降到了唐中期的二石。隋代国祚虽然短短几十年，可是经济富足，国库充盈，仅仅从隋炀帝开凿运河，征高句丽和制作东都这三件事就能看出隋代的国力。

到唐贞观年更是斗米只值四五钱，这说明晰其时的农业生产高度蓬勃，粮食供过于求。有了均田制良性生长的基础，府兵制度也获得了庞大的物力支撑。从北周到隋唐，府兵的武器盔甲都是自行肩负的。

盛唐时期，有40万府兵，都是自备武器粮食，不需要动用国家资源。唐政府的军费开支不到国家收入的一成，府兵制寓兵于农到唐朝生长到了极致。

不仅如此，由于府兵制的良性运行，自耕农的群体也生长兴旺。府兵制以前的田主和豪强的财富跟其他社会阶级相比有绝对性优势，可是到了隋唐以后，大量自耕农进入了富农阶段，这些新富足起来的自耕农成为了府兵的主要兵源，所以府兵多出于富户。到唐贞观年间，府兵制到达极盛，使用了越发公正的方式来挑选府兵。

财富相当的人群中，先选取强壮的，身体素质相同的人群中选择财力雄厚的，舍富取贫舍强取弱被视为不公正的选取。以今天的眼光，我们可以视那些中间阶级的富农的为“中产”阶级，一其中产为主体的国家一定是富足的，高度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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